《自控力》第四章
容忍罪恶，为何善行之后会有恶行？
每次我教授“意志力科学”这门课的时候，世界上都会发生很多事；比如之前的特德·哈格德（Ted Haggard）、艾略特·斯皮策（EliotSpitzor）、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和老虎伍兹（Tiger Woods）事件。这些事充分展示了我们为什么会失控。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过时了，但一周里总会有些名人的爆炸性新闻，比如关于政治家、宗教领袖、警察、教师或运动员的爆炸性新闻。这些事件足以震惊全世界，而起因总是意志力失效。
从“自控力有限”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就很容易了。这些人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的职业对自控的要求都很高，或是要惩罚罪犯，或是要24小时保持良好公众形象。他们的自控力肌肉肯定很疲惫了，他们的意志力也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血糖浓度很低，他们的前额皮质也在对抗中败下阵来。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还节食呢。
这样回答可能太过简单了。（但我确信，肯定有辩护律师在陪审团面前这样为他们辩护。）不是每一次自控力失效都是因为真的失去了控制。有时，我们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在诱惑面前屈服。想全面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耗尽意志力，我们需要其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更偏向心理学解释，而不是生理学解释。
或许你不会卷入全国热议的性丑闻事件，但我们都会有意志力方面的小问题，即便我们只是没能完成新年愿望。为了不重蹈这些新闻头条人物的覆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假设——是不是所有的意志力失效都是由软弱引起的？有时候，我们反而会成为“成功自控”的受害者。我们要思考一下，这整个过程如何削弱了我们的动力，乐观精神如何允许我们放纵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品德高尚反而是通往罪恶的快速通道。每一次我们都会发现，放弃抵抗是一种选择，而且并非不可避免。了解我们是如何给自己许可的，能让我们学会如何不离正轨。
请判断以下命题，你是强烈反对、有些反对、有些赞同，还是强烈赞同。命题一：大多数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大多数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
如果你拿这些问题去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而女生没叫你把问卷收起来、别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那你就算幸运了。甚至男生也会驳斥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但如果你让他们判断以下稍有不同的命题，情况又会怎样？命题一：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有些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人们会不太容易驳斥这样的命题。它们看起来或许有点性别歧视，但人们很难驳斥“有些”这个限定词。
这项调查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Benoit Monin）和黛尔·米勒（Dale Miller）研究的一部分。他们研究的是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就像你预测的那样，判断前两个命题的学生立刻提出抗议，但判断第二组命题的学生态度则更中立一些。
判断完这些命题后，学生要在一个模拟招聘场景中作出选择。他们的任务是判断几位候选人是否适合某高层职位。这份工作所处的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的，比如建筑业和金融业。候选人中有男也有女。对这些刚刚驳斥过性别歧视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看起来是项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当然不会歧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人。但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和那些勉强同意第二组命题认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学生比起来，那些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种族主义观点，并提供机会让他们表现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时，也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
这个研究让许多人很吃惊。心理学家一直认为，当你表达一种态度时，你更可能按这种准则行事。毕竟，谁愿意做伪君子？但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揭示了一个例外，这和我们对表里如一的渴望背道而驰。当说到孰是孰非时，我们都能毫不费力地作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我们只想让自己感觉良好，而这就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开了绿灯。
明确驳斥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言论的学生，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道德许可证。他们已经向自己证明了，他们没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这就让他们在心理学家所谓的“道德许可”（morallicensing）面前不堪一击。当你做善事的时候，你会感觉良好。这就意味着，你更可能相信自己的冲动。而冲动常常会允许你做坏事。在这个例子里，学生们因为驳斥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而感觉良好，因此放松了警惕，更容易作出有歧视色彩的决定。他们更可能根据直觉的偏好作出判断，而不去考虑这个决定和他们“追求公平的目标是否一致。这并不是说他们想歧视。他们只是被自己之前良好的行为所蒙蔽，没看到这些决定会带来的伤害而已。
“道德许可”不仅会批准我们做坏事，也会让我们错失做善事的机会。比如，和那些记不起曾做过善事的人比起来，有行善经历的人在慈善活动中捐的钱要少60%。如果工厂经理想起自己近期做过善事，就更不会花钱去减少工厂造成的污染。
“道德许可效应”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有明显道德标准的人能说服自己，认为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合情合理的，那些人包括部长、注重家庭观念的政治家、打击腐败的辩护律师。例如，一位已婚的电视布道者和秘书发生性关系，一位财政保守派利用公款修自家房子，一位警察对毫无抵抗能力的罪犯施以暴力。大部分人在觉得自己品徳高尚时，都不会质疑自己的冲动。而一些人的工作总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品德高尚。
为什么我们突然开始研究歧视和性丑闻了，而不是继续研究节食和拖延症呢？是不是因为除了正邪之战都不能称之为意志力挑战？所有被我们道德化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许可效应”的影响。如果你去锻炼了就说自己很“好”，没去锻炼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今天去锻炼了，明天就不去了。如果你去处理了一个重要项目就说自己很“好”，拖延着不去处理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早上取得了进步，下午就变懒散了。简单说来，只要我们的思想中存在正反两方，好的行为就总是允许我们做一点坏事。
重要的是，这不是血糖含量低或缺乏意志力造成的。心理学家调查这些纵容自己的人时，他们都认为自己作决定时能够自控，没有失控。他们也没有罪恶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奖励，并以此为傲。他们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已经这么好了，应该得到一点奖励。”这种对补偿的渴望常常使我们堕落。因为我们很容易认为，纵容自己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励。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向诱惑屈服了。
严格来说，许可的逻辑并没有逻辑可言。首先，我们基本不会在“好”行为和“坏”行为之间建立联系。控制了购买欲的消费者很可能回家多吃点美食。当雇员花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司业务时，他就会觉得，用公司的信用卡支付自己的账单是合情合理的。
任何让你对自己的美德感到满意的事，即便只是想想你做过的善事，都会允许我们冲动行事。在一项研究中，人们需要选择自己想参与哪种类型的志愿者工作：是在收容所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是为改善环境作点贡献。虽然他们不需要真的去做这些事，但只要想想自己会怎么选择，就足以让他们产生买名牌牛仔裤的冲动。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仅仅是考虑向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真的付现金，就足以让人们产生去商场的冲动。更普遍的是，即便有些事情我们本可以做，但实际上没有做，我们仍会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表扬。我们本来可以吃掉整个比萨，但最后只吃了三块。我们本来可以买一整橱的新衣服，但最后只买了一件新外套。如果按照这个荒谬的逻辑，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自我放纵都变成引以为傲的事。（信用卡账单会让你产生负罪感吗？怎么会呢，起码你没有因为要付账单而去抢银行！）
类似的研究证明，我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位称职的会计师，不能准确计算出我们有多善良，或者我们赢得了多少放纵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相信这种感觉：我一直是善良的，一直是个好人。研究道德判断的心理学家知道我们是如何判断是非的。我们通常相信本能，只有当需要解释自己的判断时，我们才寻求逻辑。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出一个能为自己辩护的逻辑说法，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坚信直觉。比如，心理学家经常用一个道德悖论来研究我们如何判断是非。成年的亲兄妹在两相情愿并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你觉得在道德上能否接受？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会让我们觉得恶心，所以这件事就是错误的。然后，我们会绞尽脑汁去解释这为什么是不道德的。
如果想到某些事情时，我们没有感到一阵恶心，没有强烈的负罪感或巨大的焦虑感，那它就不是错误的。下面，让我们回到更平凡的意志力挑战。如果一个行为没有让你心里产生“错误”的感觉，比如多吃了一块生日蛋糕，或用信用卡多刷了一件小东西，我们一般不会质问自己的冲动。因为过去的善行而感觉良好，这让你为今后的纵容找到了借口。当你觉得自己像个圣人的时候，纵容自己的念头听起来没什么错。它听起来很正确，就像是你应得的一样。如果你自控的唯一动力就是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那么每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就会放弃自控。
“道德许可”最糟糕的部分并不是它可疑的逻辑，而是它会诱使我们做出背离自己最大利益的事。它让我们相信，放弃节食、打破预算、多抽根烟这些不良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款待”。这很疯狂，但对大脑来说，它有可怕的诱惑力，能让你把“想做的事”变成“必须做的事”。
道德判断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有激励作用。我们把自己对美德的追求理想化了。而且很多人都相信，罪恶感和羞耻心是最有驱动力的。但我们是在骗谁呢？最能带给我们动力的事是获得我们想要的，避开我们不想要的。将某种行为道德化，只会让我们对它的感觉更加矛盾。当你把意志力挑战定义为“为了完善自己必须做的事”时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不去做呢？这不过是人性使然——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对我们有好处的规则。如果你把这些规则强加在自己身上，那么从道德的角度和自我进步的角度来说，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不想被控制。所以，如果你告诉自己，锻炼、存钱或戒烟是件正确的事，而不是件能让你打成目标的事，你就不太可能持之以恒了。
为了避免“道德许可”的陷阱，我们要把真正的道德困境和普通的困难区分开来。或许在缴税时耍个花招或背着配偶**是道德缺陷，但没能坚持节食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所有的自控都是道德测试。我们用大吃甜食、熬夜晚睡、信用卡负债来判断自己是善还是恶。但是，这些事无法真正体现什么是罪恶，什么是美德。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自己面对的意志力挑战时，我们就失去了自我判断能力，看不到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你意志力挑战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已经很“好”了？当你屈服于拖延症或某种诱惑的时候，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太“坏”了？
你会不会以自己的善行为借口，允许自己去做些坏事？这是无害的奖励，还是阻碍了你实现更长远的意志力目标？
35岁的谢丽尔是一名财务顾问，她8个月后就要结婚了。她想在婚礼前减掉15磅，所以她每周健身3次。问题在于，她知道爬台阶每分钟能消耗多少卡路里。燃烧卡路里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想到自己有权吃多少食物。虽然她也计划减少卡路里的摄入，但她总觉得在健身的日子里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如果她多运动了5分钟，她就会在冷冻酸奶上多加些巧克力豆，或晚餐时多喝一杯红酒。锻炼成了她放纵的许可证。因此，她的体重最终变了3膀，但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当谢丽尔觉得锻炼就能多吃的时候，她就在破坏自己减肥的目标了。为了从这种许可的陷阱里走出来，谢丽尔需要将锻炼看做完成目标的必要手段，而更健康的饮食是另一个独立的手段。它们是不能互换的善行，即使一个取得了成功，她也不能对另一个放松要求。
不要把支持目标实现的行为误认为是目标本身。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和你目标一致的事情，你就不会再面临危险了。注意观察一下，你是否因为认为某些积极的行为值得称赞，就忘了自己实际的目标是什么。
即便你没有把意志力挑战当做衡量道德的标准，你也有可能陷入“道德许可”的陷阱。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被所有的美国人道德化了。不，不是性，而是进步！进步是好的，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取得进步是令人高兴的。我们总会恭喜自己——你真是好样的！
或许，在恭喜自己之前，我们应该三思。大部分人认为，取得进步会刺激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功。但心理学家知道，我们总是把进步当做放松的借口。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阿耶莱特·费什巴赫（Ayelet Fishbach）和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拉维·多尔（Ravi Dhar）已经证明了，在完成某个目标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会刺激人们做出妨碍完成目标的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告诉成功的节食者他们己经减了多少体重。然后，他们向节食者提供庆祝节食成功的礼物，一个苹果或一块巧克力。85%得到鼓励的节食者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苹果。而那些没有被研究人员提醒已经获得了进步的节食者中，只有58%的人选择巧克力。另一个研究发观，完成学术目标的情况也一样。如果学生们觉得自己已经为复习考试花了很多时间，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们就更可能花整晚时间和朋友比赛喝酒。
进步可能让我们放弃曾经为之奋斗的东西。这是因为，两个自我相互竞争会进一步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定义吗，意志力挑战就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冲突。一个你想的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比如减肥），另一个你则想及时行乐（比如吃巧克力）。在面临诱惑的时候，你要让更理智的自己说话，战胜放纵自我的念头。但是，成功自控会在不经意间导致不好的后果。它会让你暂时感到满足，让更理智的自己闭嘴。当你取得进步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停止了思维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推动你追求长远目标的关键。然后，那个放纵自我的声音就会响起来，你就会转而关注那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目标。心理学家称之为“目标释放”。你曾努力克制的目标会变得更加强大，诱惑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抵挡。
在实际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前进一小步会导致你后退两大步。有计划地存养老金能满足那个想存钱的你，同时释放那个想购物的你。整理好文件可能会满足那个想工作的你，同时释放了那个想看比赛的你。一边肩头的天使在对你轻声呢喃，另一边肩头的魔鬼则在不断压迫你。
即便是最值得信赖的、用来完成目标的工具，比如待办事项清单，都可能让你事与愿违。你是不是列出了自己所有要做的事，然后一想到自己一天里能做完所有工作，就觉得自己很棒？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多人都和你一样。能列出这样的清单真是让人如释重负。我们把需要做的事当成了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这会给我们错误的满足感。（或者，正如我的一位学生所说，他很喜欢参加效率研讨会，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效率——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做出来。）
虽然这个观点不符合我们对“完成目标”的看法，但关注进步确实会让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远。这不是说进步本身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更进一步说，问题是我们不能坚持自己的目标，而会听从自己的感觉。进步可以激励人，甚至可以提高未来的自控力，但前提是，你要把自己的行动当做努力完成目标的证据。换句话说，你要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并盯紧自己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你要愿意付出更多。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只不过我们一般不会这么想而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在寻找停下来的理由。
这两种态度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人们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做了积极的事，比如锻炼、学习或者存钱，有人问他们“你觉得你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和自己的目标冲突的事，比如明天不去锻炼，和朋友出去玩而不是学习，或是买一些贵重物品。相反，那些被问到“你的目标有多坚定”的人则不会受到诱惑。改变一下关注焦点，就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你不应该想着“我做到了，好了，现在我可以做点我真正想做的事了！”应该想着“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想要……”
无论取得进步时我们是轻轻拍拍背鼓励自己，还是记起了自己过去是如何抵抗诱惑的，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过去的善行应该得到称赞。但“道德许可”并不只计算过去的善行，我们同样可能看到未来，认为我们计划要做的善行也值得称赞。比如，只是“想”去锻炼的人很可能晚餐吃得更多。这种习惯允许我们今天犯错，明天补救——我们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想象下面这个场景：现在是午餐时间，你正在赶时间，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快餐店买点吃的。但你正在控制体重，准备改善健康状况，所以，你计划避开菜单上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你排队的时候，发现餐厅除了普通的特价菜，还提供一些新的沙拉。这家餐厅离你的办公室很近，所以你经常来这边吃东西——虽然这对你的腰围没什么好处。你很高兴，因为你可以选一些让自己减少负罪感的食物。你排着队，考虑要选哪个，是田园沙拉还是烤鸡肉沙拉。然后，当你真的要点餐的时候，你脱口而出的却是“双层吉士汉堡和薯条”。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你会想，一定是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是炸薯条的美妙香味战胜了你最初的想法。但你相不相信，正是菜单上的健康菜品让你点了吉士汉堡和薯条？
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市场研究员通过很多研究得出了上述结论。研究人员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报告指出，麦当劳在菜单上增加健康食品时，反而引起了巨无霸销量暴涨。为了找出原因，这些研究人员自己设计了快餐菜单，模拟开设了一家餐厅。来这里吃饭的人需要从提供的菜单上选择一道菜。所有菜单都有标准的套餐，比如法式炸薯条、炸鸡块和加配菜的烤土豆。有一半的被试者拿到的是特殊的菜单，上面加了一份健康沙拉可供选择。当沙拉成为一个选项时，人们就更有可能选择最不健康、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研究人员在自动贩卖机实验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垃圾食品选项中多了低卡路里饼干时，被试者更可能选择最不健康的零食（比如巧克力夹心饼干奥利奥）。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大脑会对能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它错把可能性当成真正完成了目标。为了能作出健康的选择，那个没有被满足的目标（及时行乐）便成了首选。当你准备点健康食品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小了很多，于是就对不健康的食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总而言之，虽然一点都不理智，但你还是允许自己去点那些可能阻塞血管、增加腰围、缩短寿命的食物。这些研究对学校食堂、自动贩卖机和连锁餐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地方为了公共健康至少会推出一种健康食品。除非作出彻底的改变，把所有的食品都变成健康食品，不然人们很可能会作出更糟糕的选择。
也许你觉得自己会是个例外。你当然觉得自己比实验里的失败者更有自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的有麻烦了。那些认为自己有很强自控力的被试者，最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食物。自认为自控力超群的人中，只有10%在菜单中没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50%在可以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或许，他们相信自己会在未来选择健康食品，所以今天点炸薯条的时候心情很舒畅。
这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想到未来的选择时，就会很容易犯下大错。我们不断期望明天能作出和今天不同的选择，但这种期望是错误的。比如，今天我先抽根烟，但从明天起戒烟；我今天先不去健身了，但我保证明天会去；我先买上一些节日礼物，但之后三个月绝不购物。
这种乐观精神让我们能在今天放纵自己——尤其是当你确信自己下次不会作出同样选择的时候。比如，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菲尔兹夫人曲奇饼中选一个。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83.3%的学生选择了曲奇饼。而那些以为这是一次性选择的同学，只有57%选择了曲奇饼。当学生们要在浅薄的娱乐方式和更有知识性的娱乐方式（“我可以下周再去学知识”）中选一个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在短期的、较少的经济奖励和较多的、长期的经济奖励（“我现在就需要现金，但下周我会有更多的回报”）之间作选择的时候。
实际上，知道自己下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的学生中，67%的人心里想的是自己下次会作更好的选择。但当实验人员真的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只有36%的人作了和第一次不同的选择。不过，当他们想到之后能弥补过错时，他们第一次放纵自己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罪感。
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决定，还会影响我们究竟会不会按自己所说的去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明天会比今天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两位市场营销教授——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罗宾·坦纳（Robin Tanner）和杜克大学的库尔特·卡尔森（Kurt Carlson）已经很好地证明了大脑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他们对消费者犯的错误很感兴趣，因为消费者总是在预测运动器材的使用率时作出过高的估计。事实上，90%的运动器材最终只能在地下室的灰尘里度过余生。他们很好奇，人们在想象未来要用这些杠铃和收腹机做什么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想象的未来是和现在一样充满了忙碌的工作和临时发生的状况，每天都让人疲惫不堪，还是另外一个模样？
为了找到答案，他们让很多人作预估：“你下个月每周（平均）会锻炼几次？”然后，他们问另一组被试者同样的问题，但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在理想状态下，你下个月每周会锻炼几次？”两组被试者在作估计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大家默认的答案都是“在理想状态下”，即便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按实际的而非理想的状态作出回答。我们总是憧憬着未来，却没能看到今天的挑战。这让我们确信，未来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今天想做的事。我们觉得，推迟到以后再做事理所应当的。我们相信，未来不仅能弥补今天没做的事，还能做到更多。
这种心理倾向是很难动摇的。实验人员试图通过明确的指示，如“请不要作出理想状态下的假设，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作出预测”，促使人们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自我预测。但是，听到这种指示的人更可能对未来盲目乐观，作出了次数更多的预测。实验人员决定检验一下这些乐观主义者。两周后，他们邀请这些被试者回到实验室，报告自己实际的锻炼情况。不出所料，他们实际的锻炼次数低于预估。人们是为理想世界作出预估，却在现实世界生活了两周。
然后，实验人员让被试者预估接下来两周里的锻炼次数。这些人仍然保持了乐观主义精神，甚至作出了比上一回更多的预预估。这些预估远远高于过去两周里他们实际锻炼的次数。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他们把预估看得很重，所以安排未来的自己多做点锻炼，弥补自己之前的糟糕表现。他们不觉得过去两周是真实情况，不觉得最初的预估是不切实际的理想，相反，他们会觉得过去两周是特殊情况。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让人很难理解。如果我们预料到自己无法完成设定的目标，那么还不如在开始之前就认输。如果我们现在表现糟糕，却用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来掩饰它，那么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设定这个目标。
行为经济学家霍华德·拉克林（Howard Rachlin）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技巧，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想法。当你想改变某种行为的时候，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减少那种行为。他已经证明了，如果让烟民每天都抽同样数量的香烟，那么他们的总体吸烟量会呈下降趋势。即便研究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不用试着减少吸烟量，情况也是这样。拉克林认为，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会打破吸烟者通常会有的“明天会有所改变”的依赖心理，这不仅意味着今天抽了烟，还意味着明天会抽烟，后天会抽烟，以及每天都会抽烟。这就给每根烟增加了意义，也就让人更难否认多吸一根烟带来的危害。
这一周就试着用拉克林的方法迎接自己的意志力挑战吧，试着逐渐减少行为的变化性。把你今天作的每个决定都看成是对今后每天的承诺。因此，不要问自己“我现在想不想吃这块糖？”，而要问自己“我想不想在一年里每天下午都吃一块糖？”或者，你明知道应该做一件事情却拖延不做时，不要问自己“我是想今天做还是明天做？”，而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想承担永远拖延下去的恶果？”
30岁的杰夫是一位网络系统分析师，也是个充满矛盾的食肉动物。他一直知道少吃肉对身体有多少好处，还有食品加工工业的可怕之处。但是，早餐如果有牛排玉米饼、香肠和意大利腊香肠比萨、快餐汉堡加培根肉的话，他就觉得是最大的享受了。杰夫知道，如果他能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就能减少自己道德上的焦虑。但当一块比萨触手可及的时候，“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想法就消失在奶酪的香气中了。
他最初也试过少吃点肉，但这只会让他吃更多的肉。他发现，自己会用一份素食来抵消一份非素食带来的“坏处”。比如，他会点一份蔬菜辣椒沙拉，用来抵消点牛排玉米煎饼的罪恶感。他还会用早餐吃的东西来判断今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如果他早餐时吃了培根肉加鸡蛋三明治，那就不是个好日子。那就意味着，他中餐和晚餐也可以吃肉了。他告诉自己，明天会是开始改变饮食的好日子。
他再不允许某些天是“好”日子，另外一些天是“坏”日子（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坏”日子），而是决定迎接挑战，减少行为的变化性。为此，他制定了“晚餐前做素食主义者”的规定。他在晚上6点前坚决做一名素食主义者，但在晚餐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了这个规定，中午的时候他就不能一边告诉自己晚餐只吃西兰花，一边大口吃汉堡了。而且，他也不能再把早餐吃麦片当做午餐吃鸡翅的借口了。
这个方法能有效地终结我们内心的挣扎，让我们不再去想自己是否得到了奖励。当杰夫在火腿、奶酪三明治和鹰嘴土豆泥中选择午餐时，新规定让他的选择变得容易了许多。中午必须吃素食，这没什么可说的。这样的规定还能让你打破一种幻觉，即觉得自己明天要做的会和今天做的完全不同。杰夫知道，只要他有一天打破了规则，他就会（像实验显示的那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都打破规则。即便火腿和奶酪三明治看起来很诱人，但他真的不想放弃整周的目标。把三明治看成新规则的起点，而不是新规则的例外，会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诱人。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则，来帮你结束内心的挣扎？
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学会识破的“许可陷阱”，它和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都不一样。它和我们自己的高尚行为无关，而和我们最深切的欲望有关。我们都希望说服自己，我们想要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坏。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我们迫切想给诱惑我们的对象加以道德标准，好让我们在放纵自己的时候亳无负罪感。
假设你在杂货店，在挑选周末要吃的食物。你从谷物区转弯进了冷鲜区。这时，你看到那里正在进行罕见的促销活动。一个真正神圣的天使，而不是青春期少年渴望的金发女郎，托着食物样品托盘走了过来。她头上光环的金色光辉照亮了盘子里的小热狗，竖琴的旋律似乎从她的身体里飘散出来。“来一块吧。”天使恳求你。你看着这道美味的开胃菜，脑海里都是饱和脂肪、亚硝酸盐和胆固醇。你知道这些热狗对节食毫无益处，但天使肯定不会让你误入歧途吧？只咬一口应该没事吧……
恭喜你：你遇到了光环效应，并且失败而归！这种“道德许可”的形式为你对诱惑说“好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当我们想获得放纵许可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任何一个美德的暗示，为自己放弃抵抗作辩护。
想看光环效应是如何起作用的，你甚至不用等到晚餐时间。研究表明，选择健康主食的人，通常会在饮料、配菜和甜点上纵容自己。虽然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健康，但结果是他们比那些点普通主菜的人摄入了更多的卡路里。饮食研究人员称之为“健康光环”。我们在选择健康食品的时候感觉良好，因此对接下来放纵自己的做法一点都不感到愧疚（研究人员还指出，食客们往往迅速接受了主菜暗示的“健康”。但实际上，那些标为“健康食品”的东西比其他主菜的卡路里含量更高，但没人对这个标签提出质疑。——作者注）。同时我们还认为，良好的选择可以抵消放纵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吉士汉堡和绿色沙拉一起端上来，客人会觉得吉士汉堡比单独端上来时少了很多卡路里。这根本就说不通，除非你相信把莴苣放在盘子上能像变魔法一样把卡路里变没。（但从电影里和餐厅里人们的选择可以看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相信，无糖汽水能消耗卡路里。）
但事实是，沙拉蒙蔽了食客的眼睛。它让食客觉得自己吃的食物符合道德标准。在光环的笼罩下，莴苣叶子给汉堡镀上了金边，让食客低估了整顿饭的卡路里。理论上说，节食者应该最清楚每样食物的卡路里含量。然而，他们反而最容易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当看到配菜是沙拉时，他们会低估100卡路里。
只要使你放纵的东西和使你觉得品德高尚的东西同时出现，就会产生光环效应。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出于慈善目的购买巧克力的人，会吃更多的巧克力来奖励自己的善行。无私的捐献使糖果笼罩在光环之下，慈善家们吃起来会毫无犯罪感。当到处寻找特价商品的购物者买了很多便宜货时，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省了很多钱而感觉良好，但实际上他们比预期多买了很多东西。那些爱送别人礼物的人觉得自己是如此慷慨，所以觉得自己也理应得到礼物。（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鞋子和衣服是购物季之初卖得最好的商品。）
问题是，当我们用“好”和“坏”来界定食物和商品时，“感觉良好”会取代常识判断。这就让餐厅和市场营销人员能在99%的罪恶旁边加上1%的美德，让我们产生良好的感觉，也让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长期目标。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个目标就是矛盾的（我想要的是健康！不，我想要的是快乐！），我们只是乐于找到答案而己。
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种道德许可，那就是1992年的威尔斯脆饼风潮。当节食者看到饼干外包装上写着“零脂肪”时，食品包装中的巧克力带来的罪恶感似乎消失了。虽然人们很关注自己的体重，但他们却很不理性地吃掉了一整盒这种高糖分食品。他们完全被“零脂肪”的光环蒙蔽了。（好吧，我承认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医学研究人员将这种蒙蔽和随之而来的、无意识的体重增加称为“威尔斯脆饼综合征”。今天，“零脂肪”对习以为常的节食者可能起不到相同的影响，但我们不一定就变得更明智了。近期的研究表明，我们只是把过去的“神奇词语”换成了新的。人们认为标有“有机”的奥利奥饼干比普通奥利奥饼干卡路里更少，所以每天吃这种饼干对身体更好。这就是“绿色光环”——食用有机食品不仅更健康，而且更环保。这种饼干的环保属性抵消了它带来的营养问题。越是支持环境保护的人，越容易低估有机饼干的卡路里含量，也就越容易认为每天都应该吃这种饼干。这就像节食者反而更容易受到沙拉搭汉堡的“健康光环”影响一样。我们越在乎某种美德，就越容易忽略“美好的”放纵如何威胁了我们的长期目标。
玛格丽特是一位刚刚退休的药剂师，她很喜欢购买打折商品。商品打折得越厉害，她就越兴奋。她推着购物车走过店里的长廊，从架子上抓下大量商品。买到这么多东西让她感觉良好。卫生纸、麦片、包装纸，无论买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打折商品。商店里所有的东西，从明显的降价，到朴素的装修，这一切都在告诉你，“你在省钱呢，你这个购物天才！”但当玛格丽特冷静观察在折扣店里一周的购物数据时，她发现，自己花的钱比在普通杂货店里购物还多。她一直只关注每张收据结尾处写的“你节省了__！”，却忽略了自己总共花了多少钱。玛格丽特意识到，当她踏入折扣店的那一瞬间，她就被笼罩在商店的“光环效应”之下了。这让她在购物时毫无负罪感，在放纵自己时觉得快乐无比。为了找到脱离圈套的办法，她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省钱”。省钱不再是买到便宜的东西，而是在支出限额内买到便宜的东西。她在省钱时仍然感觉良好，但省钱的光环不再让她每周都去疯狂购物了。
当“光环效应”影响到你的意志力挑战时，你需要找到最具体的测量标准（比如卡路里、花费、消耗或浪费的时间），以此判断这个选择是否和你的目标相符。
有多少次，你被要求作出一点小小的改变来拯救地球？比如，更换照明灯泡，或使用可循环利用的购物袋。你可能还被要求购买一些叫做“碳补偿”的东西。那基本是对你消耗的能量和过度的消费做出经济上的补偿。比如，因为乘坐飞机头等舱而对环保感到愧疚的旅客会多付航空公司一些钱，让航空公司到南美洲种几棵树。
这些行动本身都是对环境有益的。但是，如果说这些行动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呢？它们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关心地球，促使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加环保吗？还是说，这些看似高尚的选择反而会造成环境破坏，因为它们不断提醒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绿色许可”？
我之所以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一项研究，是关于“道德许可”对环保的影响的。仅仅是浏览出售可充电电池和有机酸奶等绿色商品的网站，就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更关注环保并不能真的导致善举。研究发现，选择购买环保商品的人更容易在之后的测试中撒谎，以便从每个回答正确的问题上拿到报酬。他们也更容易从装报酬的信封里面偷钱。总之，绿色消费的美德为说谎和盗窃找到了合理解释。
即便你认为开混合动力车普锐斯（Prius）不会让你变成骗子（但我要提个醒，开普锐斯很可能让你的车技变烂。2010年汽车保险分析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比起普通汽车的司机，混合动力汽车的司机遇到了更多的碰撞事故，多接到了65%的罚款单，多驾驶了25%的路程。这是不是说明了“绿色光环”允许了马路上不计后果的行为呢？这个很难说，但当你因为开着环保车而赞赏自己时，一定别忘了看一眼车速表。——作者注），但这项研究仍旧让人感到困扰。耶鲁经济学家马修·柯辰（Matthew J。Kotchen）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小的“绿色”行为会降低消费者和商家的罪恶感，允许他们做出伤害性更大的事。我们可能关心环境，但改变重要的生活方式却并非易事。想到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严重程度，以及为了防止灾害要做的事，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势不可当。只要某些事让我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不用再担心那些问题了，我们就会蜂拥而上。而一旦我们的罪恶感和焦虑消失了，我们就会觉得可以重新开始一贯浪费的生活方式了。所以，使用可循环购物袋会允许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种一棵树会允许我们去更多的地方旅行，换电灯泡会允许你住在更大、更耗电的房子里。
好消息是，不是所有的环保行为都会刺激人们的消费，或毫无罪恶感地挥霍碳能源。墨尔本大学经济学家发现，当人们对罪恶行为做“忏悔”的时候，最有可能产生“许可效应”。比如，为了弥补家里用电消耗的碳能源，人们会多花2.50美元种一棵树。这样，消费者的生态罪恶感就得以缓解。这让他们更有可能允许自己消耗更多的能源。有很多初衷良好的惩罚机制都会出现类似的效果。比如，托儿所会让晚接孩子的父母交罚款，但这种制度实际上增加了晚接孩子的概率。家长可以购买晚接孩子的权利，以此来消除自己的罪恶感。为了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宁愿花钱，把责任推给别人。
但是，当人们有机会为环保行为付钱，替代曾经破坏环境的行为时，比如，人们多花10%的电费使用绿色能源，却不会出现这种“许可效应”。为什么呢？经济学家推测，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不能减轻消费者的罪恶感，而会增强他们对环保作承诺的感觉。当我们花更多钱使用风能或太阳能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为地球做好事的人！然后，我们会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有这样的标签。于是，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如果我们想促进别人的环保行为，更明智的做法就是强化他们“环保人士”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让他们花钱购买融化冰盖的权利。
这适用于所有积极的改变，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激励。我们需要觉得自己想成为做正确事情的人。从本质上看，道德许可就是一种身份危机。我们之所以会奖励自己的良好行为，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认为，真正的自己想做件坏事。从这点来看，每次自控都是一种惩罚，只有放纵自我才是奖励。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看待自己呢？想要走出“道德许可”的陷阱，我们就要知道，那个想变好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想按核心价值观生活的自己。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认为那个冲动、懒散、容易受诱惑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了。我们就不会再表现得像个必须被强迫完成目标、然后为作出的努力索要奖励的人了。
在追求自控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意志力挑战都放在道德标准的框架中。我们总是轻易地认为，自己做过的善行，或是仅仅考虑要去做的善行，给了我们道德上的许可。如果只按照“正确”和“错误”来判断做过的事，而不是牢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就会带来与目标相抵触的冲动，并允许我们做出妨碍自己的行为。想要做到始终如一，我们就需要认同目标本身，而不是我们做善事时的光环。
文章标题:《自控力》第四章
本文作者:Nobleding
发布时间:2017-06-18, 13:25:48
最后更新:2017-06-18, 1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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